全球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度变革。汽车不再仅仅是传统的交通工具，其属性和产业价值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全球汽车产业也在加速转型，产业格局正在重塑。这场变革也对整个供应链产生了深远影响，供应链的核心正在向电动化和智能化转变，全球供应链的核心关系也在重塑，汽车供应链生态也正从传统的“链式”向“网状”演变。中国汽车产业也迎来颠覆性改变，国内市场结构被重塑，汽车产业区域结构正经历分化与重组，而跨界企业成为了推动汽车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之一。在汽车电动化的上半场，我国新能源汽车取得了先行优势，今年1－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631.3万辆和627.8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29.8%；全球销量占比超过60%。但深处变革浪潮中，我国汽车产业的国际化发展仍不可懈怠。未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结构将更均衡、更多元，将由“哑铃型”向“纺锤型”结构加速转变。同时，商用车转型加速，进入变革期，预计到2030年，新能源商用车市场销量可达150 万辆，渗透率有望超过30%。同时，汽车行业智能化、数据化、服务化与低碳化的发展趋势也愈加明显。预计到2025年，L2级及以上智能驾驶渗透率将达到70%。在智能化发展阶段，数据已经成为汽车产业的核心底座，预计2030年，汽车大数据产业市场规模有望达到6000亿元。服务化是未来汽车行业的重点之一，新能源汽车后市场将出现大量商业机会，如维修保养、检测评估、报废回收、保险金融等。汽车生产方式也将迎来革命性的创新，呈现标准化、通用化、模块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此外，低碳化和可持续发展已经由理念层面转变为具体的发展任务和要求，构建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低碳发展体系将成为下一阶段整车与汽车供应链企业的关键核心竞争力。

汽车属性与价值的改变进一步引发商业模式的变革。新型汽车企业将转向以汽车为依托的平台化、网络化的数据资产运营。数据将成为汽车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资产，而数据运营能力也将成为衡量汽车企业的重要指标。同时，车企将转向以客户为核心的全生命周期运营，“软件+数据”塑造新竞争生态和优势。智能驾驶也将推动构建多场景出行服务产业生态，无人驾驶催生出行服务新生态，自动驾驶将赋能碳中和背景下多场景商用车解决方案。为应对商业模式数字化变革文章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一是加强车用数据安全、数据运营和数据治理的配套建设，明确数据安全使用的边界，鼓励用于研发创新目的的数据合理安全使用，并加速5G、算力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车用数据的产业链形成，以支持以数据为核心的商业模式构建。

二是推动构建以数据为基础的数字金融创新模式，加强数字新基建，推进云计算、物联网、数据处理、OCR识别验真等技术，优化完善产业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制度体系，帮助金融机构构建全新金融生态下的风控体系，进而助力汽车产业依托数字金融模式打造全新信用体系。

三是建立跨领域产业合作平台，推动建立“汽车产业+”融合创新服务生态，促进车内软件与各服务产业的深度耦合，鼓励产业协同发展，积极开发车内创新应用，通过车内空间“一键”链接车外生活服务。同时应尽快出台车载应用软件管理规范。

四是建立全球最大的自动驾驶创新社区，通过人与车、路与车之间的信息交互，构建模式创新、技术领先、场景多元的自动驾驶创新社区。政策上可为产业链相关企业进入社区提供支持。

五是提前布局商用自动驾驶运营服务，在商用领域开展示范路段和示范项目，鼓励汽车生产制造企业研发商用自动驾驶技术，并与大型物流企业联合开展试运行。

国有车企和造车新势力在汽车变革中均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国有车企的智能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而新势力也成为加速我国汽车智能化变革的关键力量，新思维、新技术、新组织是中国造车新势力的主要特点。然而，国有车企和造车新势力也面临着各自的问题。目前我国国有车企智能化转型主要有四大问题，一是高度依赖传统燃油汽车产业，未能重视智能化转型大趋势。二是智能化领域发展滞后，研发投入布局偏低。三是国有车企受到体制约束，人才激励难有突破。四是国有车企的监管方式，拉大了国有与民营外资车企变革的速差。针对以上问题，有关部门与国有车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集中协调。在汽车软件、操作系统等关键领域需要发挥国有车企的作用与责任。应制定中国汽车操作系统的发展方向、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相关行业标准，加大技术攻关投入，鼓励国有资本重点投向车用操作系统等智能化关键技术研发领域。

第二，通过国有车企与信息技术、电器电子领域的国有企业交叉整合，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卡点。

第三，国有车企监管方式应从“属工”转换成“属信”，随之改变原来的战略规划、经营管理、投融资行为。

第四，成立市场化的新能源汽车公司，建立以自主品牌持续经营为核心的企业高管和核心人员激励机制。

中国造车新势力的发展同样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从环境层面看，新势力获取造车资质成本高、产能扩充难；“新物种”车辆面临准入难题；我国较高上市门槛和较长再融资审批周期，难以支撑本土新势力常年高投入和亏损。从新势力自身角讲，我国新势力一方面面临盈利性挑战，同时也要克服对单一供应商依赖过大的难题，此外，新势力自身定位也尚不清晰。为更好地发挥新势力车企的作用，提出以下六方面的建议：

第一，建立企业退出机制，鼓励符合条件的头部新势力扩大产能。

第二，创新汽车管理制度，消除新势力产品准入壁垒。

第三，推进主板注册制改革并简化再融资审批流程。

第四，通过政策刺激新能源汽车消费。

第五，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区域性拓展，鼓励新势力和核心零部件供应商战略合作。

第六，鼓励造车新势力结合自身优劣势和发展目标，适当从全栈自研向“差异化技术自研、底层技术合作研发”路径转变。

审核：于雁芳

排版：周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