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国有企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关键作用，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国有企业如何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力量，成为当下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文从历史视角总结国有企业的发展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紧密关系，并从实践基础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对国有企业定位的新要求，从而提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目标下，明确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国有企业的定位是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功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作用是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国企改革；国企定位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了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2022)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一直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科技进步、国防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推进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变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国有企业如何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成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力量，成为当下 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文将从历史视角总结国有企业的发展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紧密关系，并从实践基础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对国有企业定位的新要求，从而提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和拓展。国有企业经历了长期的改革与发展，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在适应国家发展  需求的同时不断演进，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以其特有的模式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形成并壮大了一批大型的国有企业，成为了国民经济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国有企业逐步走向高速发展阶段。国有企业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实现了快速增长，在结构、效益、竞争力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提升，从引进、消化、吸收外来技术，到自主创新，国有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强化自身的技术和管理水平，逐步实现了由传统型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逐渐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更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成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坚强领导，国有企业改革的各个阶段性成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不断的实践积累，改革的步伐持续推进。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主要集中在解决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问题， 是国有企业自主经营的探索期，政府通过建立中外合作、中外合资企业，使国有 企业逐步适应商品市场的经营生态，完成自身的企业化改造(杨兴全和尹兴强，2018)。1978年，我国首先在四川省试点运行扩大企业自主权。1979年《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的发布标志着全面探索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管理模式的开始。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国有企业经营责任制，“两权分离”逐步推进。这一时期，改革重心主要体现在政府逐步削减对国有企业的直接管理和干预，为国有企业赋予更大的市场化运营空间，通过深化企业内部管理改革，逐步形成企业内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张维迎，1995)。

20世纪90年代，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江泽民，1992)。改革进入现代化制度的发展建设阶段，十四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 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宏观而言， 进一步改革是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微观而言，是逐步构建现代化企业制度，故改革的重点是产权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带动经济发展，然而国有企业亏损的情况却依旧没有明显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1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面仅为25.8%，亏损金额为367亿。而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面达到 30.9%，亏损金额为482.6亿。由于政企边界不清晰，财政兜底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国有企业难以真正体会生存压力从而适应市场竞争。政企分离、所有制或股份化改革的初步探索在本质上难以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朱天， 1998)，为实现进一步发展，我国国有企业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

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一方面通过设立董事会、监事会等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加规范和高效；另一方面，国家加强了国有资本的管理，实现从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国有企业亏损状况好转。至2000年，在列入国家重点企业的国有企业中已有83.7%完成公司制改革。这一 系列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的举措，旨在通过引导国有企业树立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资本和产权观念，进一步完善现代化企业制度，促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 引导国有经济部门适应市场竞争(黄群慧和余菁，2013)。

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脚步需要进一步纵深推进。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成立，负责全面监管国有资本，国资委的设立有助于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提高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此外，国家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资产重组等措施，推进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国家还鼓励国有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升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表现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以不同方式引入非国有资本，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来推动国企改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解决国有经济管理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綦好东等，2017)。混合所有的  制度形式对市场化中的不足进行补充，不同所有制的资本发挥“互补”优势，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郝阳和龚六堂，2017)。

2013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出台，《意见》提出了一系列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包括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活力等。此后，为了落实《意见》的各项任务，共有35个配套文件陆续推出，形成了国企改革的“ 1+N ” 政策体系。2020 年，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正式发布，被视为“ 1+N”政策体系的具体“施工图”。该行动方案更加强调改革落实，围绕提升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等改革方向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可衡量、可考核的目标要求。政府进一步实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试点工作，并确立了混合所有制实施的具体措施，主张通过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旨在解决国企的代理问题，提升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目标。

新一轮国企改革开启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新阶段，侧重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增强核心功能，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政策和行动计划。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心进一步转向提高国企的核心竞争力，并通过优化布局、调整结构等增强核心功能。国资委明确指出，本轮国企改革将进一步从科技、效率、人才、品牌等方面提高国企的核心竞争力，并通过优化布局、调整结构等增强核心功能。此外，还将在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技术突破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活力将进一步得到全方面释放，逐步实现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国有企业逐渐成为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国有 企业在保障经济安全、推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等方面都发挥着关 键作用。特别是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导下，国有企业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协调发展，不仅提升了国有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也为整体经济的提升贡献了力量。国有企业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为现代化的多样性和全球发展 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 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作为国有经济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数量之庞大、所涉行业之广泛以及发展态势之迅速，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二 十大报告指出，“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习近平，2022)。国有企业既是国家物质财富的重要创造者，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二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

国有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建立、巩固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 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国有企业在近十年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012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423769.6亿元，2022年为825967.4亿元，年均增长率6.9%；2012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21959.6亿元，2022年为43148.2亿元，年均增长率7.0%；2012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应交税费33496.3亿元，2022年为59315.7亿元，年均增长率 5.9%。国有企业数十年如一日地参与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

国有企业在重要产业领域的财富创造中占据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关系到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打造和提升。国有资本近些年持续加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投入力度，强化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智能装备、芯片等高端制造业布局，这些领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产业链供应链打造的关键部分。《 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显示，2020—2023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保持高位水平，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年均投资增速超过20%，全力推进重要产业领域的自主科技创新。

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国有企业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短期需求减弱和外部经济周期性危机等发展瓶颈，经济转型势在必行。在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些重要产业领域通常需要巨额资金、长周期投入，面临较高风险(卫平等，2013)。国有企业凭借其资源优势与信息优势，得以实施长远的战略规划，投身于大规模的投资和创新活动。尤其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政府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Zhou et al.， 2017)。依靠国家投资引领其他资金流入，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放大作用和乘数效应，成为推动这些产业发展的必要手段。只有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才能更好地使我国在关键领域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利，推动我国经济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同其他类型的企业一样，首先是经济和法律意义上的商品生产经营组织，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下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基本单位，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在经济属性、法律权利以及其他方面并无本质差别。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坚持解决好如何使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并与其他类型的企业在市场中公平竞争这一关键问题。

(二) 共同富裕的推动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新华社，2021)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提出到2035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2022)。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1997)，强调个体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富裕的重要理论基石。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思路也“ 以人民为中心”， 它强调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繁荣和幸福，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社会公平、财富分配、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的科学内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一直是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国有企业在调整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国有企业注重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主动关注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需求，带来发展机会和经济增长的红利。十八大以来，中国石油累计帮扶投入超26亿元，援建扶贫项目3785个，助力对口帮扶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2022年，中国移动无偿捐赠帮扶资金3.5亿元，累计捐赠超25亿元。2022年，国家电网向定点帮扶地区投入无偿帮扶资金4664万元，引进帮扶资金2. 64亿元，落地帮扶项目99项。 这些帮扶计划鼓励贫困地区通过市场机制参与扶贫活动，而非仅依赖于直接的财政支持。这种方法依靠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努力，以形成在贫困地区的  “ 滴灌”效应，从依赖社会援助的模式转变为更加强调“ 自助”的方法，从传统的基于再分配的方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策略，以推动地区间可持续的均衡发展。

此外，国有企业在应对经济财政危机、维持就业稳定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在经济财政危机中的行动重点是“ 以人为本”,坚持业务的连续性和韧性，通过维持人民获取基本服务的渠道、优化补贴计划以及加强反腐败和监控措施，帮助减轻危机对于人民经济福祉所造成的损害。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国有企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展现了国有企业在保障社会稳定、减少社会不平等和促进公共利益方面的责任和担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Manuilova et al.，2022)。

(三) 绿色发展方式的示范者

在绿色发展方面，国有企业作出全局性贡献，是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做优”发展的重要体现。其摒弃了粗放式发展模式，摆脱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导向的传统发展模式，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坚持绿色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既要绿色，又要发展，与“先发展后治理”“零增长”的路径有着本质区别(赵剑波等，2019)。国有企业更是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刻融入企业发展体系中。

国有企业在实践过程中积极将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纳入企业战略布局，并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化工领域的国有企业更是主动成为践行绿色发展方式的典范。截至2021年，中国石化积极推广清洁低碳的氢能源，年产量超过350万吨；中国铁路总公司已建成运营里程超过15万公里的高速铁路网，电气化率达到70%以上。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其绿色发展方面的先行表现，能够对社会价值观产生影响，有助于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和提升。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二十大报告中列举的15个专题中“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被单独提出，这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是首次出现。2035 年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中，特别强调“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20)。这一论述变化，突显了党对于保护自然环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的重视。微观上，国有企业应进一步从全局角度出发，紧密结合国家需求和企业实际能力，坚持系统观念，细化具体指标，将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如期实现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宏观上，通过将企业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框架，推动企业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目标迈进，国有企业应积极响应，成为行业内绿色低碳发展的先行者。

(四) 科技自立自强的主力军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而高质量发展的驱动 力主要来自创新，科技自立自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21年1月，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的提法首次提出。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国有企业被赋予了驱动国家科技创新、增强原创技术研发的重要使命。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新华社，2023)，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科技自立自强的主力军是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国央企的重要定位。

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表现出持续稳定的研发投入能力。根据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2023)，在过去的十年里，央企已累计注入研发资金6.2万亿元，占据全国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央企研发投入首次突破1万亿，同比增长9.8%，工业企业研发投入比超过3%。在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理念和“一利五率”政策引导下，上市央企的研发投入比有望持续增加。截至2022年底，国资委选出两批共计16家链长央企，无论是政策还是企业实践，都强调了现代产业链的链长和原创技术的策源地双管齐下的战略重要性。

国有企业通常在行业中具有丰富的技术积累、资源储备以及优秀的统筹协调能力，这使得它们能够更好地整合产业链，在产业链上游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和提升。根据《 国家统计局年鉴(2022)》,国有企业在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研发投入占据重要地位。二十大报告中列举的重要成就中，如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卫星导航、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等，都是由国企主导或积极参与研发的( 闫永等，2023)。在其他创新领域，国企也成功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涵盖了电网、通信、能源等多个领域。《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 (2023 )》(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 2023)显示，央企在创新平台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截至2022年，共计建立764个国家级研发平台，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91个。同时，央企的人才队伍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拥有专职研发人员104.5万人，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院士团队也扩展为231人，占全国总数的七分之一。这些技术与资源优势使得国有企业能够在特定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更以 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的主动权，作为链长从产业链关键领域出发引领产业实现整合与升级，提供联结条件或技术支撑，组织协同攻关和共性技术研发，推动我国在关键技术和产业上的自主发展。

(五) 世界一流企业的引领者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高质量发展必须展现出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 流企业”(新华社，2022)。这一论述为新时期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带来全新的 发展定位，这要求国有企业在追求“做强做优做大”的过程中争做世界一流企业的引领者，需要国有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的全球竞争力，在全球产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和关键资源配置中占据引领地位，成为全球产业体系的构建者与主导者。

国有企业应强化基础研究能力建设，实现世界一流企业的科技创新力。学术界普遍认为，基础研究是不可预测的、具有普遍性的、不受资助资金影响的、由好奇心驱动的科学研究领域(Calvert, 2006)，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和根基，是创造前沿科技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Bush, 1945)。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基础研究的成果属于公共物品(Arrow，1972)，只有当政府投资研发时才能避免“市场失灵”(Nelson, 1959)。从经济学中的效率视角出发的研究则认为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不明确、代理问题等，不利于企业创新(Rosenberg and Birdzell, 1990)。在我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并重，在复杂且前沿的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短期内难以获得市场回报，政府引导尤为关键。而针对与产业技术演化密切相关的基础性研究，通过市场机制主导基础研究，能够使企业面对技术演化曲线转折点时迅速实现技术革新与突破(柳卸林和何郁冰，2011)。国有企业应通过合理配置资源与市场机制形成合力，促进产学研合作，建立创新生态系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同时，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和投入，具备持续投入和耐心积累的意识，以长期目标为导向，坚持推动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化。

国有企业应优化全球资源配置网络，实现世界一流企业的资源配置力。国有企业应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占据全球产业链中的关键位置，建立灵活多样的供应链和销售网络，合理分配生产与研发基地位置，灵活运用国内外资源，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强化配置力和市场竞争力。通过进一步提升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能力，对全球市场的需求和资源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及时调整资源配置策略，做出更智能的决策，实现全球资源配置的精细化管理。

国有企业应加快完善治理体系，实现世界一流企业的内驱力。治理能力建设是构筑世界一流企业独特管理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人才团队的重要体制保障。企业治理既有普适规律，又因企业所处环境而异，具有特殊性，必须立足于企业所在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公司治理应当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土壤，同时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公司治理经验。通过完善治理体系，国有企业可以建立科学决策机制，有效的治理体系将促进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优化，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率，进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六)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本质要求。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统筹的手段工具。党的领导不仅包括在经济工作中的宏观决策和政策制定，更包括在微观层面的国有企业管理和市场监管，统筹各方力量，协调经济要素，推动中国经济整体发展。

党的领导在经济工作中扮演着战略导向的关键角色，确保国有企业在经济 发展中坚守长远规划和战略定向。党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通过制定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与前进方向，立足于全局长远发展，引导国有企业积极参与推动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倡议等，鼓励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推动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党的领导在经济工作中具体显现为科学决策与有效执行的双重能力。党的核心集中制度确保党中央对重大经济决策的集中统一，有序推进经济事务。在国有企业层面，党的领导通过党组织在企业内部的设立，确保了科学决策和有效执行。不仅使党能够深入了解企业的运营状况，还可以提供政策指导和监督，确保企业的经营活动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发展方向。

党的领导为经济工作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和理论指引。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必须始终秉持党的指导思想，确保企业的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理念，注重社会责任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推动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始终坚守正确的道路与方向。

在二十大报告中，党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和目标，以及国有企业在其中的关键角色。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报告提出了“ 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目标，这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提出了新的要求。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研究处， 2024)。国有企业应把握“两个途径，三个作用”，即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功能“两个途径”,紧紧握住科技、效率、人才、品牌四要素，发挥中央企业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个作用”，三个作用间相互贯通、各有侧重(张玉卓，2023)。具体而言，强化科技创新主体，完善经营效率评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高地建设与中国品牌管理，以链长角色带动技术创新产业链与价值链，提升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安全保障能力，这些改革重点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对国企在创新引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等目标要求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提出的更加具体的新要求。

(一) 提升核心竞争力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提升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了至关重要的议 题。国有企业不仅承担着传统的生产和经济发展职责，还需要适应和把握全球化、科技创新等新的挑战和机遇，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确保形成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国有企业应进一步通过强化科技创新主体 作用、完善经营效率评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高地建设与中国品牌管理等手段， 激发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提升核心竞争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动力。

1. 强化科技创新主体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单纯依靠 资源要素投入，发展出有助于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被明确写进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而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也给新一轮国企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从经济学角度看，新质生产力代表一种生产力的跃迁，科技创新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推动力。新一轮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应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出发点，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新产业为主导，以产业升级为方向，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与产业发展引领力。“ 中国技术”的发展已经从“追赶”“并跑”再到部分领域实现超越，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核心技术被封锁围堵，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须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从科技创新的“源头”上找寻突破口。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用国家战略发展方向指导企业战略布局，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加速提高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强化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作用。

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基石， 国有企业应加快提升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构建科技创新能力的良性循环。从科技创新的“源头”入手，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创新，通过对最紧迫、最棘手的关键问题进行科研攻关，优化科研投入与产出效率，提升创新体系效能，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实现高水平技术自立自强。中核集团成立科技成果转化中心，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方式，面向全社会发布科创大赛项目，发挥中央企业的原创技术策源地作用。

扮演产业链长关键角色，引领科技创新生态圈。国有企业可以凭借系统性的引领作用，主动承担起科技产业链中的链长角色，推动围绕关键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生态圈的形成与发展，带动战略性产业链与创新链整体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促进产业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升。国有企业作为链长在科技创新生态圈中的引领作用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上，还体现在产业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协调发展上。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科技创新主体的合作，国有企业能够推动创新生态的建立，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实现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在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方面，2022年共有16家中央企业作为链长完成强链补链项目，投资超过1300亿元，成功应对270余个产业链关键难点。

强化关键技术供给主体作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在技术合作的逆全球化浪潮中，在有机会形成我国“非对称优势的技术领域”以及“卡脖子”技术领域， 国有企业需要强化关键技术供给主体作用，进一步锚定高水平技术自立自强的目标。中国海油科技创新强基工程(2021—2030)行动方案旨在针对增储上产难点、卡点问题，攻关新能源核心技术与智能化发展关键问题，实施“赛马制”课题，鼓励科研团队面向产业方向进行前沿性、颠覆性探索，允许攻关失败并从中吸取经验，从而推动科技创新的全面发展。

2. 完善经营效益评估体系

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新时期需要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进行更全面的评估，除了经济指标，还应考虑非经济因素在国企经营效益中的影响，实现更全面、准确的评估。

从“两利四率”到“一利五率”。“两利四率”是以往传统的国有企业经营效  益评估体系，两利分别是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四率分别是利润率、研发投入率、劳动生产率和资产负债率。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将其调整为“一利五率”，保留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研发投入率、劳动生产率四个指标。两个改变，一是用净资产收益率替换净利润指标，这是向管资本转变的又一举措，净资产收益率是衡量资本管理有效性的最佳衡量指标。二是用营业现金率替换利润率，用利润率的弊端是显示不出企业赚的是真金白银还是应收账款，但是用营业现金率就可以辨别。考核体系的改变指挥着国有企业向高净资产收益率、高营业现金率转变，也就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从宏观视角出发，以前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现在高质量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做强做优”在“做  大”之前。

更为重要的是，发展适用于国有企业的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国有企业肩负着维护国家关键产业安全、解决就业问题以及贡献税收等方面的重要责任，然而传统的估值模型主要关注未来经济现金流的折现方式，未充分将国家安全、社会效益等因素纳入考虑，导致国有企业的价值被低估。党的二十大后，对于国有企业的市场估值体系建设将特别强调制度、社会和政策等因素在评价国企效率上的影响作用，强调盈利质量和现金流，进一步趋于完善，更准确地评估国企经济效率。

3. 加强创新人才高地建设与中国品牌管理

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习近平，2022)。国有企业在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背景下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建设能够培养大国工匠、卓越工程师的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人才平台成为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在当今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与挑战。实现“ 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 中国速度”向“ 中国质量”，“ 中国产品”向“ 中国品牌”转变，加强“ 中国品牌”管理，对于国有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一方面，坚持创新驱动与技术领先目标，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提高产品质量，国有企业可以转变传统的“ 中国制造”“ 中国速度”形象，走向更具有技术含量和价值的“ 中国创造”“ 中国质量”。另一方面，强化品牌建设和品牌保护，树立起优质、可靠、值得信赖的品牌形象，从而实现“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同时，政府也应加强支持和引导，为国有企业的品牌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共同推动国有企业的“ 中国品牌”建设实现更大的发展。

(二) 提升核心功能

新一轮改革的另一核心是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在宏观层面对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提出了指导意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国有企业的核心功能也在不断拓宽和加强，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国有企业的核心功能至少包括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等三个方面，充分发挥国企在这三方面的作用是这一阶段需要关注的重点。

1. 链长带动产业链与价值链，发挥产业控制作用

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国有企业以链长角色带动产业链与价值链，发挥产业控制作用，提升核心功能的重要举措之一。聚焦技术创新，基础研究是产业链的源头，核心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根据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技术驱动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包括企业、大学和政府研究 机构在内的各创新主体间的有效互动(Lundvall, 1992；Nelson, 1993)。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其规模大、资金充足，国有企业能够承担更大的研发风险，投资于长期和基础性的科研项目。同时，由于其制度背景，国有企业能够在这些创新主体间建立桥梁，促进知识和资源的共享 (Castelnovo， 2022)。因此，国有企业提升产业控制能力，以产业链与价值链中的链长角色带动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是具有优势的，一方面推动基础研究的技术发展，另外作为枢纽凝聚各创新单位，促进知识交流与资源共享，这种跨界合作不仅加速了关键核心技术的发展，还有助于形成更为健全和高效的创新 网络。

深化科技评价改革也是加强国有企业技术作为链长推进创新产业链、价值链建设中的重要一环。科技评价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直接影响到企业科研投入的方向和效率，国有企业应当推动科技评价的改革，确保评价指标科学合理，减少评价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激励企业在关键领域和关键技术上的投入。在评价体系中，重点关注研发投入产出率，审慎选择科研项目，提高科技研发投入产出效率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同时，国有企业应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研发项目的执行效率，确保科研投入能够最大程度地转化为新质生 产力。

整体而言，国有企业应着眼于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键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实施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和新兴产业建链。通过优化产业链条，锁定产业链链长位置，国有企业能够在产业链上不断提升附加值， 发挥产业控制作用，增强核心功能。在服务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协同合作，共同推动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2. 立足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发挥安全支撑作用

新一轮国企改革首次将提高安全支撑力和提升安全发展能力水平纳入议程，以往改革与发展往往是主要讨论的议题，而现在安全问题成为了新的动态，凸显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发展。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当下，中国正处于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情境之中，同时面临众多不确定的风险因素，我国对于国家战略安全问题的重视日益提升。战略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发挥安全支撑作用是国有企业承担的核心责任与使命。

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我国的经济受国际市场、国际贸易以及国际金融波动的影响越来越大。金融危机、贸易争端、自然灾害等全球性挑战都可能对我国经济产生重大冲击。另外，新兴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国际经济体系带来了新的风险和威胁，如网络攻击、数据安全等问题，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挑战。随着时间、空间和重点领域的衍化，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外延以及评判标准也在不断演变和丰富。在能源、资源等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领域，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显得尤为重要。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加强主干管网、电网的布局优化，加速关键大型通道和主要交通枢纽的建设进程，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基础设施安全和韧性。

近年来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不仅是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也是因为我国经济体系的不断演变。随着我国从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模式 向更为多元化、创新驱动的经济模式转型，国家经济安全所涵盖的领域和层面逐步扩展。现代经济已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生产，还包括了金融、科技、知识产权 等多个方面。这使得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不再是简单的产业保护，更需要从全局角度来考虑，以确保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和稳定性。在这一背景下， 把安全作为一个独立议题，并通过具体措施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将有助于保障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国有企业必须始终将战略安全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加强安全意识、优化战略布局，发挥安全支撑作用，为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安全保障作出更大的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 的贡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