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以前，北京市国资委支持成立了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今年财政部、教育部又支持成立了清华大学国有资产管理研究院。对于国有企业的问题，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理论研究框架，在此对我过去的一些研究做个综述，以供参考。

我们采用的框架是国企的多重任务理论（与陶志刚合作），借鉴自连锁企业理论模型。连锁店通常包含不同性质的实体店：直营店、加盟店、区域管理组织（多家加盟店的集合）。事实上，加盟店营业额显著更高，那么直营店存在的意义何在？我们提出的特别假设是，各店之间没有事先的差别，从而排除掉其他特征的影响。此时的关键在于，实体店要承担多重任务：一重是销售相关任务，只影响本店的经营业绩；另一重是其他任务，具有外部性、公共性。例如，开办新店时要求经理人在本连锁企业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这种培训功能通常是由直营店去承担。还有，测试新产品时要收集消费者的反馈，把此类任务交给经营激励不太强的直营店更为合适。于是以上的多重任务在直营店和加盟店之间会有所分工。另外，开设直营店并非没有成本，直营店的销售激励低于加盟店，那可否把它承担的公共功交给连锁店的管理总部去做呢？考虑到培训、测试等任务需要在实际操作中完成，未必适合交给总部，所以整体而言，需要总部、直营店、加盟店各司其职。

借用连锁企业模型，我们可以把国有企业视为直营店，民营企业视为加盟店，政府则扮演总部的角色。该模型表明，对国企在经营上采取强激励未必合适，无论对企业还是全社会经济效益来说，经营上的弱激励或许是最优安排。国企的角色与政府（总部）的功能有密切关系。例如在改革初期，政府的功能较弱，企业办社会，承担了职工福利等大量社会责任。因此当时朱镕基讲，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目的是为国企改革创造条件。还有改革中出现的逃废债问题，国企激励弱，容易拖延、隐蔽债务，到企业改制后则充分暴露出来。而随着改革推进，政府功能变强后，企业将不再需要承担那么多其他责任，经营激励则可以加强。

最近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也可以用上述理论框架来解释。行动计划要求国企成为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是提高经济效益目标，但实际上国企仍负担着更多社会责任，体制也相对更僵化，所以行动计划提出，引入混合所有制来改善激励。行动计划要求国企在创新引领上发挥更大作用。一类创新是目标途径较为明确的模仿追赶、补短板，解决办法是增加资源投入、增强激励，比较适合国企来做。此类创新可能还有外溢的社会效益，如京东方的屏幕开发项目。另一类创新则是全新的前沿突破，目标路径不清晰，由于国企的管理体制通常更严格，不太适合开展此类试错项目。行动计划要求国企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上发挥作用，关键环节的提升可以带动整个链条，外部性很强，适合国企的角色。行动计划还要求国企在保障社会民生、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发挥作用。相比之下，民企在这些领域可能激励不足，也缺乏足够的能力。因此从改革行动计划来看，国企依然负有特殊责任，承担着特定任务。

对于上述理论框架，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改革实践来开展实证分析。例如，国企改制过程通常伴随着冗员减少、劳动生产率提高、债务下降、财务成本降低、盈利改善等，都是其他任务弱化，经营激励增强的表现。这一理论还可以解释和预测，社会责任相对不太重要的国企更容易被改制。例如从隶属关系上看，国企的隶属层级越低，改制可能性越大。即使这些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相似，但中央管理者会更多考虑全国性影响，地方管理者则主要关注本地的影响，忽视地区外部性，从而使地方国企更容易被改制。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对国企的外部性影响做深入度量，包括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效应。还有，国企债务问题对金融的影响，国企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等，也需要更细致的考察。例如，人们经常谈到国企融资成本低会带来挤出效应，但在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时，无法分散的风险确实会影响融资成本，此时企业之间的内部市场有可能发挥风险分散的功能。国企之间存在广泛的补贴现象，这是软预算约束的表现，但是否也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是值得探讨的。

来源：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