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疫情的财政刺激政策力度是市场关注焦点，其中，减税降费带来的政策大礼包，尤其受到期待。分析指出，当前我国政府债务负担较轻，国有资产收益良好，这些因素都为减税降费提供了较大空间。

2019年，我国实施了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全年减税降费超过2.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全方位减税降费使企业轻装上阵，更好应对市场竞争压力。在去年效果超预期的背景下，今年减税降费力度是否有望再加码？如何通过制度性安排与阶段性政策并举更好释放政策红利？

5月21日，《第一财经》连线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系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员何平，何平教授解读称，约束我国减税降费的因素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政府财政支出，二是政府债务负担，三是国有资产收益。协调好这三方面的收支平衡，将为我国减税减费提供较好的空间。

何平：这三个方向上，政府支出是约束比较大的。因为我们政府是大政府政府公务员的人数相对是比较多的，所以行政支出是比较高的。另外我们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一些社保支出，这可能也是约束我们减税降费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但是从政府的债务负担，以及国有资产的收益来说，这都是对于我们减税降费比较有利的条件。所以我认为，协调好这三个方向上的收支平衡，是可以给我国未来减税降费提供一定的空间。尤其在短期内，因为我们政府的债务负担比较轻，是可以通过发行扩张政府债务，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可以为减税降费提供比较好的空间。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累计实现减税降费7428亿元。受疫情影响，今年以来，多批减税降费政策先后出台，呈现“四个聚焦”：聚焦支持疫情防控工作、聚焦减轻企业社保费负担、聚焦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聚焦稳外贸扩内需。